从“罂粟”说起

“罂粟”是井士剑在乡村田野间邂逅的一种植物，也是他自1993年便开始持续关注的一个创作题材，美艳与危险之间的张力，昙花一现式的从盛开到凋零的不确定性，都让井士剑冥冥间感应到这种植物与当代社会的某种相关性。这或许也是“罂粟”最初吸引他注意力的原因所在。纵观二十余年间井士剑关于罂粟的描绘，我们也不难看出其画面的变化，以及这期间艺术家思考的演化过程。

“罂粟”在井士剑早期的画面中，更多地承担了一种“社会学”式的阐释功能——***、高速公路、汽车，以及骷髅头等等意象常在他的画面中产生并置，以启迪一种参差的观念性表达。但随着不断与“罂粟”对话的深入，我们发现井士剑开始更多地依靠笔墨来完成关于“罂粟”的描绘，在摒弃惯性思维构架的同时，着力于还原一个人们可以在自然中看到的“物象”，这是一种对于“视觉真实”的挖掘，也更多地将阐释的主权交还了观者。

《The Blooming Flower》

这种转变实则对应着艺术家在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的转换：从一种以艺术做为表达的媒介，转换而为以艺术做为思考的方式——“罂粟”在这里，不再做为艺术家个人主体性的表述承载，而是成为了一种对象，艺术家经由对于它的观察与描绘进而去思考身边切实所处的现实。这种凭藉对于类似世界神经末梢的感应，进入到艺术的直觉认知的方式，让井士剑的创作摆脱了宏大叙事的陷阱，也避免了“概念”本身的遮蔽性，可以直达视觉与知觉的真实。

回到自然的本初

经由“罂粟”的植物性，井士剑开始更多地去思考“自然”。自然（NATURE）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拉丁语系中，都有“万物之道”（THE COURSE OF THINGS, NATURAL CHARACTER）的含义，也都同样地指向了事物的原初和本真。而通过一系列现场的、直观的对于“罂粟”根系性的描绘，井士剑展开了对于“本初”的追问和探寻，并由此思考个体性的创作与生活世界的开启之间的共属关系。

井士剑认为，今天的世界，存在着过多的“描述”，而只有回到“本初”，才能够真正地让眼前的对象从一个划定的概念，或者说模式中解脱出来，恢复其最为原初的独特性，他的创作，也便是试图将这种“新鲜”直接带入到无言的凝想之中，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去重新让观众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些什么。这种努力，也正如怀疑论者伊壁鸠鲁在《自然与快乐》中所强调的态度——还原事物本来的样子。

《The Swaying Flower》

我想这样的理念，也应该是井士剑“罂粟”系列独特性的来源——摒弃了当代艺术中常见的观念性的牵绊，却又显然与单纯的静物作品拉开了距离。因为他对于“罂粟”的描绘，并非简单的模仿，而是将自己对于这一物象的综合认知还原到观众的面前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事物、现象和语言的片断被画家以一种活跃的思维聚集在一起，因而产生了一种揭示性的力量。这也让井士剑的作品超越了经典意义上的“当代艺术”的概念，而具备了未来的指向性。

摇曳的自然

将目光回归到自然的本初，也让井士剑发现了自然的“摇曳”。而“摇曳”也的确是只有当一个艺术家的观察，能够真正地从整体的、宏伟性的叙事状态，还原到一个切身所在的情境时，才会发现的一种情状。我们当然不会说群山摇曳、江河摇曳，“摇曳”只对应于草木、花朵，对应于我们身边细微的枝节，回归本初的探索，也让井士剑在身旁的细节中通达了普世性的观念。这与古人所谓，观一落叶，可知天下秋的智慧，似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《Flowers in Red》

井士剑所谓的“摇曳”，首先会让人联想到“轻”，正如米兰.昆德拉所谓的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”，它里面暗含着一种“动感”，也意味着一种“缺失”，一如“罂粟”在短时间内所经历的盛开与凋零，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，井士剑也发觉到以往文化中所言谈的关于自然的伟岸、浑厚，和博大，已经伴随着当代文明的进步，社会的发展，而快速地消失殆尽，人类对于自然的剥夺、摧残，让自然的本体在当代已然成为充满摇曳性的存在。

在观察到的一种“自然性”退化的同时，井士剑进而也发现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“自然观”以及藉此而产生的一切文化，在被置入于当代语境的时候，又何尝不是摇曳的？“自然”在当代成为了我们的“景观”，我们并不与它同在。而那种以人与自然同生共长所谓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系列澄怀味道、卧游栖居等传统的精神体验，也开始与当代人无缘，而只能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文化假想。

结语

我想“摇曳的自然”应该是一把解读井士剑画面的钥匙，凭着它，我们可以品读出井士剑作品中关于个人与世界、理想与现实、传统与当代的一种自然性的思考。与此同时，井士剑也非常清晰一个艺术家的本分——提出问题，而非解决它。所以，他将自己观察到的“自然的摇曳”呈现、还原在画面中，不做评判，只启发并期待着每一个观众自己的解答。